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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礼拜六（2006年11月25日），我有幸到新浪教育频道的视频节目——《考研冲刺生死日记》里录制了三期内容。今天晚上看到第一期《刘仁老师讲述亲身考研经历》，自我感觉基本上达到了让考生朋友们自我减压的目的。由于考研时间越来越珍贵，临场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的三个主题都没有超过三分钟；并且，我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失败和挫折中，找到释放自身压力的理由，将考研之前的应试心理调节到进退自如的地步。现将我的亲身考研经历补充如下，希望大家也能够同时分享考研成功之后的乐观心情。

第一，两次失败先就业。
         视频中提到的两次失败都是上个世纪的故事。90年代初期，考研并没有现在竞争得这样激烈，当初的录取比例大概是1／1.2－2的样子。我从90年考入山东理工大学（原山东工程学院）的时候就在准备考研，大三就想冲刺一下，可是，最后因为没有大四的成绩教务处不给开证明而无法报考，因此第一次就没有考成。第二年，由于担任学生会主席等职务，朦胧的从政思想好像逐渐占据了上峰，加上期末考试压力挺大（那时不会专门照顾考研的同学），就在考研报名的前一夜斗争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放弃了报名。虽然在学术追求上有所遗憾，但是，那时全国的经济状况都比较好，没有任何的就业压力，绝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效益较好的企业，而我最后则选择了留校作辅导员工作。

第二，改换专业解困或。
         从本科生到硕士、博士，我一共换了三个专业。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村缺少机械动力，因此，本科生就选择了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希望自己就像诸葛亮当年设计制造“流牛木马”一样，使农村中的一切运输和田间劳作都可以机械化，以减轻父老乡亲的各种艰苦劳动。94年毕业那年，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一年，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上半年，我在做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参观了中国的许多工厂，发现所有工厂中最先进的机械装备几乎没有国产的，而且进口的价格都非常得昂贵。比如，车辆检测设备，山东省共有三套车辆检测系统，政府部门的两套设备都是花费100多万美元从国外进口的；而我们汽车系的那套设备完全则由我校汽车专业、机械专业、计算机专业和电气专业的五位老师，全部采用国产元件经过五年研制而成，成本不到100万人民币，其效果完全到达国家标准。
         既然市场经济要考虑节约成本，那么，为什么在有技术和加工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不首先采用自己研制的成果呢？我在留校当辅导员期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这显然不是机械专业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也不是政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我开始关注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的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希望马克思哲学能够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恰巧98年得知，教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开设有两课教师在职研究生班，而且山东理工大学规定辅导员只能报考同类专业，我因此就没有经过当时全国研究生的统一考试而走了一条考研的捷径。当然，我的考研也不是没有难度，因为我的竞争对手都是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班出身的两课教师，他们的高中和大学都是文科出身，而我从高中开始学的就是理工科。
         在人大读研期间，我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中基本上解决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困惑，并使自己的人文视野从国内扩展到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结英国首相布莱尔领导英国工党重新获得执政地位的硕士论文《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就是视野拓宽之后的第一个人文成果。其后，我的论文《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全球化治理理论》被刊登在国家核心期刊《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读研其间有幸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考研政治阅卷工作，并写了一篇《阅卷归来话考研》的文章刊登在《山东理工大学校报》上。
         在人大读研期间，我学会了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2001年考上博士之后，我选择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并且中国正在经历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以欧美的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为中国解决现实和未来社会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和理论选择。相关理论成果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参与和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

第三，咬紧牙关不放弃。
         我们的考研英语比全国统考英语较为简单，我忘记了具体多少分，好像考了90分左右的样子。记得最清楚的是博士英语考试，我的临场经历也许对大家更有借鉴意义。

         人大考博的第一天就考外语，上午考听力，下午考笔试。由于我的身份证是高中时办的，上面的照片与考博时的样子很不一样，上午听力考试时间很短，监考老师发现问题但却没有来得及审查。下午，监考的老师和领导都不让我进考场。我硬冲进考场然后又被保安四名保安押送出来，最后，在我警告考场的最高负责人要负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他们才不得不让我继续考试，但却让两位保安始终站在我的旁边。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做题，最后就连我已经做完的那些答案都没有时间涂完。考完之后，我又被他们押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处，他们早已经将我的档案调出，逐项让我回答问题，就连我师母叫什么名字都要问，我那时怎么能够知道我师母叫什么呢？结果，审问了我两个小时之后，最后根据我照片中额头上的一个不明显的痣才让我回去，并让我考完之后回山东开证明，否则就怎么怎么着。当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后面的考试就真的不想考了，可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不知不觉又走到考场，于是就鼓励自己说：就当作练兵把程序走完吧。
         结果，就这么一坚持，我专业课考了全系第一，英语半个多小时考了58分。幸运的是：那年人大博士的英语录取分数线是35分！

第四，苦尽甘来做考官。
         考研的同学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应对英语面试的问题。在2002年，也就是读博二的时候，我参与了一次英语面试全过程，在人大作过一次英语面试考官。我导师是英国剑桥的博士，他负责组织这次英语面试，就让我和其他老师根据专业分别设计十个英语题目，然后他再最后汇总。经验就有一句话：英语面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考官绝对不会为难考生，我们尽量会根据考生的实际英语水平，通过各种暗示或者提示，让大家能够表达一些东西，从而得到一个较好的分数。那次面试最令我惊讶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两位大学英语教师竟然无法用英语回答简单的专业问题，显然他们太过于紧张，并且对专业知识太不熟悉。第二，有三位同学竟然当着那么多老师的面第一句话就说：“刘老师，我去年夏天在某某地方听过您的词汇课”。唉，我首先因为他们能够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而为他们同时也为自己而感到高兴；其次，也感觉中国人竟然这么单纯，这么可爱，因为，在考场中说这句话其实并不能够为考生带来任何正面效果。最后，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位都已经成为我的师弟和师妹，至今他们还把我当老师。

         当然，英语面试考官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在山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工作期间，我曾经担任MBA的英语教师，并与外教Kirsty一起承担一项英语词汇研究课题。科研成果被《山东理工大学校报》以《十天突破20000GRE词汇》为题进行了连载，我在图书馆报告厅的讲课也被录制影像资料，每周末重复播放。在作关于英国工党主题的硕士论文期间，因为要与老外交流，因此通过学术意义上的英语交流（而不是日常交流）进一步提出了“音形义造词法”理论。同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举行的各种辅导班辅导英语词汇。读博二的时候，也就是2002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跟刘仁博士造单词》的专访，随后中国宇航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都出版我的《跟刘仁博士造单词》词汇丛书。1998年至2004年，我在北京高校以及全国部分省会城市高校进行巡回讲座，各种大众媒体都相继进行了宣传和报道。2004年7月，我通过英语笔试和面试而进入中央某直属翻译和研究单位。2006年，高教出版社出版我的译著和研究成果《马克思的生态学》。

         祝大家心情愉快，马到成功。